方冲之《国学举隅》述论

谭 薇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方冲之《国学举隅》一书，根据上海工部局中学毕业考试委员会订“国学常识纲要”编成，主要介绍了经史诸子之学、两汉六朝以来各代文学特色、文章体制，诗、赋、词、曲的种类、源流、派别等，附录章学诚《古文十弊》（节录）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是书为中学生毕业会考所用教材，文章通篇文言，内容丰富，语言典雅，仍有价值。

关键词：方冲之；《国学举隅》；国学教材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9）12-0022-05

一 作者简介与版本信息

（一）作者简介

方冲之（1893－1967），名成章，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1912年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后在金山县第二高等小学（今 张堰中心小学）任教，并于1927年起担任该小学校长。1928年,方冲之奉命出任金山县督学，负责指导、督促全县教育和学校工作。后应友人邀请,至上海华童中学（晋元中学）执教,并积极参加反军阀和抗日爱国运动。1945年，目睹了家乡大批的青少年失学的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教职,与著名书画家白蕉、教师蒋志义、著名儒医曹中乎等人一起筹建了金山县第二所中学——私立浦南中学（今张堰中学），并任校长一职。此时的方冲之虽年过半百，但勤奋好学,博古通今，国学造诣很深。在教育中，方氏坚持“师德为教育之本”的原则，严于律己。除了担任校长职位之外，还兼任了国学、常识、公民三门课目的教学任务，深受学生爱戴的他，有着语言风趣、重点突出的课堂教学特色。1949年5月，张堰解放之后，当地政府盛情邀请方氏连任校长，他欣然受命。10月下旬，张堰镇遭到国民党的飞机轰炸，老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指挥学校师生疏散到农村继续上课。1950年，方冲之转任上海晋元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校务委员和语文教研组长。他热心公益，精力充沛，曾连任普陀区政协三届政协委员。1960年7月退休后，先后在上海管弦乐团、上海一○一厂附属学校执教语文，并创办上海树人高中夜校。后于1967年2月病逝，享年76岁。

方冲之性格开朗，一贯主张“人生道路靠自己闯”，鼓励青年人自强自立。他平时喜画国画，爱唱昆曲，常吟诵诗词，还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大公无私的将平时所积累的家产全部奉送给了私立浦南中学。他的作品多见于当时金山县教育月刊和华童公学校刊，生前著有小说《五卅血》，编著教材有《国学举隅》《中国历代诗歌选》等，被蒋志义先生誉为“金山之人才”。^[1]43

（二）版本信息

《国学举隅》一书，编者方冲之，出版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上海聂中丞公学消费合作社发行，人文印书社印刷。此书于末尾印有印刷机构地址和联系电话，在此一并呈上：山海关路四零六弄四零号（地址）；三八六一零号（电话）。

笔者本以为《国学举隅》只有单一版本，然而却在整理资料中发现了《国学应试问题》一书，系油印本^[2]。此书作者亦为方氏，由三秉会出版组（上海华童公学）出版，问世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可惜仅见目次，就内容而言，与《国学举隅》基本一致，除未有附录之外，只是页数不同。因方氏在该书出版前就曾执教过华童公学，这与出版机构位置一致，可排除重名。故此，笔者猜测二者应为同一本书，然因资料稀少、出版社不同等因素，二者内容上的区别，无法确定。

二 内容概述

全书篇幅不大，编例1页，目录1页，正文58页，加之封面，共62页。其中“编例”部分列举了六条事项，大致介绍了作者编书的资料来源、写作目的及文章主要内容等，兹全录如下：

一、本册依照上海工部局立中学毕业考试委员会所订各科纲要中之《国学常识纲要》，集录十大问题，编就二万余字，以供中学生毕业会考之用。

一、我国国学，浩如烟海。本册内容依据上述《国学常识纲要》，略举经史诸子之学，以及两汉六朝以来各代文学特色，文章体制；与夫诗、赋、词、曲之种类、源流、派别；博征群籍，力求简当，冀得举一反三之效。故题其名曰“国学举隅”。

一、上海工部局立各中学国学常识教材，向由各校教授自编。本册脱稿已久，深恐闭户造车，未必合辙，迁延数载，不敢付梓。前年为便读者便利研究起见，先印本文五百册，早已悉数用罄；兹由局立五中学联合付印二千册，由聂中丞公学消费合作社发行。尚有参考资料及表解、习题等八万余言，只以纸价高贵，容缓续刊。

一、本各中学意见，本科纲要中，尚有章学诚《古文十弊》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二题，亦宜刊入，爰将原文节述于后。

一、本册文辞句读，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于眉端标举纲目，以便省览。

一、编者学力有限，固陋在所不免。其有未尽善处，亟待同人有以指正。

该书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有十章，分别是先秦诸子与“六艺”之关系、《左传》与《战国策》之比较、“四史”之特质、两汉文学与魏晋六代文学之异同、“桐城派”与“八大家”之源流、赋之定义与其种类、历代诗体之变迁、词之起源与其特质、曲之由来与其种类、传记文之作法与书说议论之质素，附录部分则节述章学诚《古文十弊》和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

（一）先秦诸子与“六艺”之关系

第一章主要叙述了六艺与九流十家之间的关系。首先，方冲之对当时社会背景作了一番概括：春秋之际，周朝王权衰微，官失其职，礼崩乐坏，于西周初年基本形成的周朝典制逐渐瓦解，至战国以后作为制度整体已经没落，此后诸子百家乘势而起。他的“诸子之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皆‘六艺’之支与流裔也”^[3]1的观点，便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认为诸子的文章，虽各有其偏向和不足，追溯源流，皆可看作是“六艺”的分支和演化的末流。

其次，对当时主要的几家学说分别阐述，追溯源流。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孔子所立，孟子发展，荀子集其大成，三者学说虽有出入，均以注重人伦，以“六艺”为法，可视作一个整体。道家出于史官，方冲之引其主要代表人之学术，简要举例，提出“考其所学，皆本于《周易》者也”^[3]1的观点。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源于《尚书》。法家出于理官，其思想内容包含诸多方面，其代表人物如管仲、李悝等人，积极入世，奔波多国宣扬着各自的“法”。至战国末期，韩非子“主刑名而兼说法术”，总结了前人所学，集法家之大成。名家出于礼官，此家学说与法家同源，皆出自《春秋》。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本于《礼经》。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本于《诗》之变。杂家出于议官，其学本于《周礼·小司寇》，其说关于国体，益于王治。农家出于农稷之官，与杂家同出于《周礼》，本于《周礼·洪范·八政》。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为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上述诸子十家，除小说家外，被称之为“九流”。

最后，在简述“九流十家”的基础上，方氏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十家’之学，各有所长，推其所本，罔不出于‘六艺’。”^[3]3并附上章学诚对于诸子源流的一段论述作为结束：

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仍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3]3

（二）《左传》与《战国策》之比较

春秋、战国是为中国旧时政治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人民生存竞争激烈，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使得周王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周王室名义上为天下共主，实已形同虚设，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争不断。这个时期是思想活跃的时代，是言论较以往更加自由的时代，《左传》与《战国策》（以下称《国策》）便是在此时写成的。本章从文学和史学两方面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文学方面，在此分为记事和记言两部分叙述：一、《左传》上承《尚书》，下开《国策》。记事部分，删繁就简，提纲挈领，词意严谨；记言部分，则生气盎然，温厚和平，有雍容揖让之风。二、《国策》上继《春秋》，下开《史记》《汉书》。记事方面的叙述，引用了鲍彪、李格非的言论，称其“善恶必书，无所抉择”“潏誑相轧，错乱相糅，吾人读之，则必尚其文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在记言方面，则“易温厚为宏肆，变和平而为激越，极纵横捭阖之能，有睥睨一世之概”。一言以蔽之：“《左传》擅用密，《国策》善用疏。”清代刘融斋一言，足以概括二书的文学特点。^[3]4

史学方面，《左传》的记录从鲁隐公元年起，至哀公二十七年止，凡二百五十四年。综合记录了春秋各国大事件，记载的各国史实中，以晋国最多，楚国次之，鲁国再次之。除此之外，亦常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记叙。故《左传》一书，实为“春秋时代政治文化演进之史”。《国策》的记事年代，起于春秋末年，止于秦灭六国。此书综合了战国事迹，略载兴亡成败之迹，是当时人民“生存竞争进步的结晶史”。

（三）“前四史”之特质

史为因果之学术，记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所谓“四史”，亦称“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部纪传体史书。本章以此分为四部分，分别探讨“四史”体例和文笔。

其一，叙述的是《史记》一书，由太史公司马迁撰写，记录了从黄帝起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发展，方方面面。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和八书等五部分组成，共一百三十卷，约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或序帝王，或纪侯国，或志人物，或系时事，或详制度。此书特点，有以下四项：一为通史之祖，二为纪传体之创始，三为史识卓异，四为文辞劲拔。

其二，继《史记》而作的《汉书》，由东汉时期班固所撰。《汉书》一书，始于高祖，终于王莽，班固将其分为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等四部分，共二百二十九年，八十余万字。凡是有关于学术、政务的事件，这本书必会说上一二。此书不仅沿用了迁书的体例，取材也较多引用。论其特质，亦有以下四项：一是断代为史；二是多经世有用之文；三是改书为志，并世家于列传；四是记事详实，体裁完备。关于《史记》《汉书》特点的区分，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的：一、以史学而言，《史记》是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史记》是一部民族史，《汉书》则讲述的是帝王家谱。二、以文辞而言，迁简固繁，迁奇固正，迁疏荡固凝练，迁含蓄固刻露。判断准确，颇有见地。

其三，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所撰《后汉书》，本应有十志，然而范氏逝世于成书之前，故仅存十帝纪、八十列传，一共九十卷。此后，刘昭授命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分为三十卷，补入了《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世人对此书的评价，褒贬不一，尤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一书，对其特色的叙述最为详细。作者于此简要叙述：一是编次卷帙，以类相从，尤擅儒林传；二是多负载重要文章；三是叙事详简得宜；四是崇尚风节，持论平允。^[3]11

其四，晋人陈寿所作的《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了东汉末年的曹魏、蜀汉、东吴三国的纪传体国别史书。该书共有六十五卷，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长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三国平列，各自独立，不需要采用纪传的名号；二是书中无志无表，为正史之别体；三是多回护之法；四是取材优良，考订详核，又具史识。

上述诸史，考其体例，各有出入，但都是私自撰写，成书于一人之手，用意一贯，文章也各具特色，为后人所尊重。而隋、唐、宋、元诸史都是官署修订，成书于众人之手，其用意先后，很难一贯。

（四）两汉文学与魏晋六代文学之异同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本章中关于“两汉六朝文学的不同之点”的叙述占据了大多数的篇幅，相同之点仅在末尾寥寥数句，但二者皆有其可读之处，不可草草略过。就相同方面而言，方冲之总结了两点：一是两汉六朝均有盛行五言古体及乐府之风；二是六朝小说的题材内容与两汉也大致相同。就不同点而言，他则是围绕着辞赋、诗乐、学术文章三个方面展开叙述。

在辞赋方面，两汉崇尚“屈赋”，而六朝盛行“俳赋”。两汉赋家之作，风格不一，或崇抒情，或尚辞说，或主咏物，其中以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和扬雄的作品最为出名。六朝赋家之作，如魏曹植《洛神赋》、晋嵇康《笙赋》等作品，纯以排偶作之，“辞义虽见周至，而力不雄伟”。而南朝江淹的《恨赋》《别赋》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有着对仗工整、平仄谐协的特点，与汉赋相比“有壮丽而无纤绮”。

于诗乐方面，两汉重视实质和气韵，而六朝倾向于形色和辞藻。诗乐之分始于战国，汉人将能歌唱的作品称之为“乐”，不能的则称之为“诗”，此时的诗与乐，是相互独立，不可合并的。然而“乐府”的出现，使得诗乐之间开始产生联系。汉诗节奏天然，有《诗三百》气息，出现了四言、五言、七言等诗体。而到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变迁，诗风由两汉时的和平典雅变得慷慨激昂，词藻也变得逐渐雕镂。方冲之在此部分跨越朝代提到了魏晋时期至宋齐梁陈时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如傅玄、陶潜、沈约等，细数共计三十六人，或论其诗歌风格，或谈其人之影响，如沈约创立的“四声八病说”，为后世近体诗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在此不作过多陈述。

依学术文章方面，两汉崇儒术，尚训诂，又尚散文；魏晋好玄学，舍训诂而谈名理。南北朝时期则盛行骈文，字句排比整齐，字义虚实相对，与两汉散文有很大不同。方冲之提出了“经史之学，东汉不及西汉”的观点，还将其两两相比较，使得二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西汉惠帝废除“挟书律”，文帝偃武兴文，鼓励献书，出现众多经学家，兴起了今文学潮。而东汉今文学渐衰，古文学渐盛。西汉文章多“自家锤炼”，东汉则时有“剽窃模拟之迹”。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受学术思潮的影响，经史之学接连变得衰微。及至齐梁，玄学未歇，佛学盛行，文辞愈趋于绮丽，将骈文视为文学正宗。两汉六朝文学，不仅在辞赋诗乐方面有所不同，学术文章亦不相同，究其原因，方氏认为主要是思想的变迁以及君主旨意的转变所造成的，如两汉多崇儒术而魏晋较重刑名。

（五）“桐城派”与“八大家”之源流

“桐城派”自清代康熙至民国初年以来，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之文始于方苞，桐城之名立于姚鼐。姚鼐师从刘大櫆，刘大櫆师从方苞，方苞师从归有光。方苞其人，学以宋儒为宗，精习“三礼”，论文多提倡“义法”。姚鼐其人，学宗宋儒，兼擅考据。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文与道二者不可分离，宋儒与汉儒不应产生分歧各自为派，应互取所长而不互攻其短。至于他的幼年从学经历，可在《海峰八十寿序》《古文辞类纂序》二文中寻得一二。明初之后，古文兴替无常，归有光出而成一家格局，上溯史汉，中法欧曾，下开桐城，刘大櫆称其为“自欧苏没后，在明为归氏一人”。方冲之由此认为，桐城文之鼻祖，说是归有光也无不可。^[3]21

“八家”文之源流，始于唐代韩、柳二人。唐初提倡古文者，数量不多，才力两弱，及至中唐韩、柳出现，才一扫魏晋六朝浮糜之风气。韩愈其文，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柳宗元则擅长寓言、游记与考订之学，修习《国语》，兼涉诸子，亦读佛书。本章方冲之例举了韩柳之间的三点不同之处：一是教育方面，韩喜为人师，而柳不欲为人师。二是经历方面，韩数遭贬黜依旧百折不饶，而柳贬自永州后便抑郁不平。三是文品方面，韩之文品如长江大河般浑浩流转，行人自行畏避，不敢迫视；而柳之文品如峻峰绝壑般壁立千仞，望者不能跻，跻者不能踰。唐末古文渐衰而骈文复兴，宋初穆修等人欲复倡古文失败，故穆修弟子尹球传道于欧阳修，欧阳引导三苏曾王（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各人各得其中奥妙，推波助澜，一时古文称盛。明初，朱右曾将唐之韩柳，宋之欧阳、三苏和曾王并之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八家”之名从此延续至今。方氏认为，在八家之后的古文家中，最为严谨的当属明代归有光与清代方苞、姚鼐，这一观点就把本章主要讲述的各部分联系了起来。由此可知，在章节内容的选取与分布上，方冲之是有过一番精心考量的。本章最后，他引经据典，由“学史汉者，由‘八家’而入，学‘八家’者，由震川、望溪入，则不误其向”一语引出“《史记》为文家之王都”的观点^[3]23，并对此深以为然。

（六）赋之定义与其种类

第六章开篇便解释了赋的定义，指出：“赋之所以为赋，诵而不歌，直陈铺张，叙事、言物、写志者也。”^[3]24太史公曾言：“离骚者，犹离忧也，世号为楚辞。”《楚辞》上承诗之变，下为赋之祖。汉时出现“辞赋”之说，主要代表作有屈原《九章》和宋玉《招魂》等。六朝之赋“辞赋工而情味短”，唐人之赋多用格律，除韩柳之赋以骚体为宗，宋人则以散文之体作赋，谓之“文赋”。简言概之，赋这种文体，原本于《诗经》，托始于《离骚》，创于楚，盛于汉，淫于六朝，衰于唐末。

划分赋的种类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产生时代、赋家和体制。按时代，可分为“汉赋”“六朝赋”“唐赋”和“宋赋”四种。“汉赋”有着“发乎情，止乎礼，而犹意存讽”的特点，千余首赋中，除贾谊、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等人之赋，数司马相如《子虚》《二京赋》等最为出名。“六朝赋”句偶意谐，情深辞美，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嵇康《笙赋》等皆为其中佼佼者。“唐赋”专谐平仄，绝少情感，不受格律拘束，意见发表自由，如杜牧所作《阿房宫赋》，皆行之以散文。“宋赋”专尚说理，不拘辞句，代表作有欧阳修之《秋声赋》等。按赋家，可分为“屈赋”“陆赋”“荀赋”和“杂赋”四种。“屈赋”重抒情，“陆赋”主辞说，“荀赋”主咏物，“杂赋”贵效用。按体制，可分为“短赋”“骚赋”“古赋”“俳赋”“律赋”和“散赋”六种。其中，“短赋”对应“荀赋”，为效物之赋。“骚赋”对应“屈赋”，为言情之赋。“古赋”则属于两汉之赋，体制恢宏壮丽，多堆砌故实。“俳赋”为六朝之赋，用词华丽，专尚雕琢。“律赋”受沈约“六声八病说”影响，赋体平仄协和，对偶精巧，在唐代被称为“唐赋”。“散赋”不拘于字句格调，经杜牧《阿房宫赋》后失其赋之本体，故也称之为“文赋”。

（七）历代诗体之变迁

众所周知，诗有古体、近体和新体诗的区别。古体诗不限字句，不拘于格律；近体诗则字句声调皆有定律。古体诗有多种押韵方法，允许换韵通韵；近体诗则专用平韵，不允许换韵通韵。古体诗有古诗、乐府之分，近体诗则有律诗、绝句之别。而新体诗处于萌芽时期，字句无定数，声调无定格，主张内容充实，观察精密，情感丰富，音节优妙。方冲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族文艺影响了历代诗体的变迁”的观点^[3]28，并对此进行分析，讲述了中国历代诗体变迁的四次“解放”，故本章的篇幅就此展开叙述。

古代诗歌设有专门机构以采集。唐虞以前诗歌，或已失传，或为伪作。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存三百零五篇。春秋以后，屈原变诗为骚，作《离骚》二十五篇。诗骚之别在于，诗系春秋时代汉族之短篇文学，以四言为主，情感温厚，注重格律；骚则载战国时期蛮族之长篇文学，以七言为主，语意放纵，自由热烈。由诗为骚，是中国文学受外族影响之第一次解放。此后北诗南赋相合，而汉代之诗兴起。

上古诗乐不分，汉武帝时设立“乐府”，广收各地民歌编谱作乐，此后便有了区分，可歌者为乐，不可则为诗。汉末著名诗家，魏有“三曹”“七子”，晋有“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后佛教大兴，诗乐体制渐起变化，民间文学骤然发达，此为第二次解放。

宋元嘉文学的代表有谢、颜、鲍三人，齐承元嘉遗风，开“永明体”先河，梁、陈作者以徐陵、庾信为盛，其诗绮丽，世人称为“宫体”。北朝诗人极少，至隋统一之后才有一二作家。初唐隋风未歇，“沈宋体”出现，创就了八句四韵的律体。盛唐乐府专以绝句，被称为“拟古乐府”。至此之后，汉魏六朝古乐府的调法改变，近体诗开始出现。一般而言，唐诗的发展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沿袭南朝绮丽旧习，诗家主要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和陈子昂其人。盛唐诗家以李白、杜甫为首，兼有王维、孟浩然等人，皆能独树一帜。中唐诗人中，则以韩愈、白居易最为著名。及至晚唐，诗体渐趋于绮丽，诗境渐穷，词学兴起。宋代词学极盛，词家辈出，有“欧苏黄陆”“苏门六君子”等优秀词家，而后金元外族入侵中国，宋词与惯用胡乐声律不符，逐渐变换为元曲，这是第三次解放。

金诗人以元遗山为代表，元代有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奚斯号称“四杰”，明初诗人以高启为代表，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世人称为“江左三家”。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以来，诗人无一不是达官高爵，而唐代诗人大半为平民。近代以来，受海外文艺思潮兴起等因素的影响，近体诗日渐衰落，有着独一无二平民色彩的新体诗开始流行，开始出现艺术化倾向。新体诗主要有抒情、叙事、剧诗（指将戏剧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种诗体，可以用来歌唱。）等三种类型，三者的格律声韵皆可无拘束，故此次为第四次解放。

（八）词之起源与其特质

第八章篇幅较短，简要讲述了词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词的特质。词名“诗余”，又名“长短句”。词的起源说法不一，现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长短句说、古乐府蜕变说和绝句变化说。但按照历史潮流总结而言，词大多渊源于古代，胚胎于六朝，产生于中唐，至北宋而发达，南宋而大成。

作词一言原名“填词”，本于汉乐府。从填词动机来看，其因有三：一是乐曲有调无词，文人填歌作词使之易流行；二是词曲为不通文艺之人而作，文人为其增添新词美调，使之流行更为久远；三是词曲盛行使得长短句的体裁逐渐为文人公认，并一跃成为新诗体。从填词方法来看，词向来以协和音律为先，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句有长短，韵有限制，律有定格，故后人填词，需要先通音律，再按词谱，而后可填。从填词格式来看，词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之分，根据字句多寡亦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根据词律划分，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词不同于诗，不拘于形式格律，填词较为自由，但音韵较为严密，故填词实难于作诗。

（九）曲之由来与其种类

词异于诗而本于诗，故称之为“诗余”；曲异于词而本于词，故名“词余”。从二者来看，词尚抒情，作者多文人，为述怀纪兴之作；曲则重观感，托以优伶，为传神状物之处。词无科白，有调无乐；曲有科白，乐舞皆有。词音简便，用于和歌；曲音繁复，动听悦耳。曲远源于古代巫歌，起于北方，近源于宋词，词至南宋，由盛入衰，故演变为散曲，进而为杂剧、为传奇，至元代最盛，故曲有“散曲”“杂剧”“传奇”之分。“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科白，便组成了“杂剧”，增至四五套数以上，便可称为“传奇”。

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假借古人嬉笑怒骂之语，来抒发时人受制于异族的胸中不平之气；其二是戏曲不仅可供异族闲暇娱乐，还可借其窥探中国的人情风俗。^[3]41“杂剧”作家多为北方人士，用北音制曲，故“杂剧”又名“北曲”。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四人，与乔吉、王实甫二人合称为“元曲六大家”，为世人增添了许多的优秀作品。而南方人士称“北曲”为文字粗疏、四声缺一之语，便用南音制曲，以文雅辞句来解放体裁，创立名为“传奇”的新体。“传奇”又名“南曲”，永嘉高明所作《琵琶记》为其开山之祖。后亦有《荆钗记》《幽闺记》《白兔记》《杀狗记》等四件作品，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传奇”。

元时南北二曲，各树旗鼓，极富盛名，若要加以区别，则有以下几点：一是“北曲”限于四折，每折皆为题名，而“南曲”一概不限。二是“北曲”仅能一人独唱，间用楔子，而“南曲”可供登台伶人互相唱和，无需楔子。三是“北曲”于篇末题名，以题名中说白为曲名，而“南曲”以下场诗的首句语句为曲名。四是“北曲”有正末、正旦、副末、外净、副净等角色，“南曲”则称正末为生，正旦为旦，外净分为老旦、小丑，副净为末等。“北曲”亡于明代，“南曲”则于明朝中叶别启“昆曲”。“昆曲”以吐字吴音为正，辞语较普通“传奇”为优。及至清代，优秀曲家亦有不少，以李渔、洪升、孔尚任、蒋士铨最为盛名，被后人称为“清代四大曲家”。

（十）传记文之作法与书说议论之质素

普通的文体主要有记述、叙事、说明和议论四种，而传记文合记述、叙事二者为一体，记载事迹以传后人，范围广泛，类别众多。考据其由来，作者认为始于春秋五传，创于司马迁《史记》。清代储欣选取唐宋八大家之文，分为奏议、论著、书状、序记、传志、词章等六类，其中传记文可归纳在传志类。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分文体为十三类，传记文可归纳于传状、碑志、杂记类。此外，根据叙述的史实人物或境界的不同，传记文的种类可分为史传、小传、家传、别传和补传。其他还有碑志、墓表、行状、书事、杂记等，虽然不是传记正体，但是也可看做是传人、记事、状物之作。

关于传记文的写作方法，方冲之在此归纳了五点：一是传人要与人之规模相衬；二是叙事要考其原委，明其因果；三是写景状物要在惟妙惟肖；四是直接记叙可将感官所及人事、景物精密观察记之；五是间接记叙须借他人口吻，或一己所得印象记之。

若说传记文是以外界具体事项为主题，那么“书说文”则以证明界内抽象的理解为目的。书说之名，始见于姚鼐《古文辞类纂》中“书说文”一类。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说者，释也，述也，解说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人的灵敏思想和真挚情感需要依赖文字来抒发，故书以代言，言以抒情感、达思想。思想包括见地、识力和理想，情感则主要以诚恳、亲切和真情实感为主。以思想情感为主要元素的书说文，能够更好的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同情。议论文主要包括廷议、私议、理论、政论、史论、文论、讽谕、寓谕、设谕九种类型。议者，宜也，为审查事宜之谓。论者，伦也，亦纶也，为经纶世务之谓。议论文写作的目的，首要在于以一己之所学，论事物之是非利弊、得失、善恶，以理取得读者的信仰或同意。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其信仰必有几分理智，但同时内心也会有几分感情的支配，故次要目的是利用诱导之法，去影响人的感情来获得他人同意。除此之外，议论文写作时应当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议论命题要明确而具体，二是论题要列举理由并加以发挥，三是证明须以事实理论为依据。

三 余 论

综上所述，《国学举隅》一书按照中学各科纲要中之《国学常识纲要》，集录十大问题，以供中学生毕业会考之用，内容丰富，脉络清晰，语言典雅，条理分明。笔者根据个人理解，归纳了三条对于本书特点的分析。

第一，本书仅有十章，六十余页，两万余字，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详细的叙述了章节内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且本书于眉端标举了纲目，读者可以阅读正文为主，眉端纲目为辅，更好的了解文章内容，更深入的理解各个章节。

第二，根据目录排列以及文章内容的叙述可知，《国学举隅》一书对两汉六朝以来各代文学特色以及经史诸子之学，进行了简要又不失详细的叙述，并花费了一半的篇幅讲述文章体制。是书虽有“国学”二字，其内容却更偏向于文学方面。章节之间所述主题虽然各不相同，均与上下文有一定联系，可供读者参考并加深印象。

第三，行文当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引经据典，反复阐释，使得各章节的内容更加饱满完整，增强了叙述的可信度，并附以个人观点略评，独抒己见，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国学举隅》一书，即便是民国时期的中学国学教材，今天拿来当作国学入门书籍，仍自有其价值。

参考文献：

[1]陆治中.方冲之[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金山文史资料(第十一期)[Z].金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2:41-43.

[2]shestli的书摊.国学应试问题[EB/OL].孔夫子旧书网,http:// book.kongfz.com.

[3]方冲之.国学举隅[M].上海:聂中丞公学消费合作社,1943.

（责任编校：张京华）

收稿日期：2019－05－30

作者简介：谭薇（2000－），女，湖南衡山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学生。